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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4-01

陈独秀遗著重见天日的前因后果


罗会祥


 


  我看到湖南岳麓书社正式出版的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立即想到了他在江津的最后岁月。这确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。


 



陈独秀


 


 



 


 


 



 


 



  1937年10月,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,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。审判之后,他被监禁在南京南仓巷旁边老虎桥模范监狱,后因抗战爆发,于1937年8月提前释放。


 才 才陈独秀每次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后,便埋头于学术,潜心著书立说。入狱后,他向几位老友索字,“以释消愁”。章士钊应邀为他写了一首诗,并在附言中建议:“世乱日亟,衣冠涂炭,如独秀幽居著书,似犹得所。”章士钊与陈独秀交往甚深,彼此相知,他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,虽未能改变其命运,甚至遭到陈独秀的当堂反驳,但他劝陈著书的提议,却为“识时务”的陈独秀欣然接受。


  从此,陈独秀开始了艰辛的狱中著书生涯。


  五年的狱中生活,陈独秀没有虚度,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文字学,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述,其中,耗时9年直到他逝世时尚未完成的一部书稿,便是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


  陈独秀为何要在身陷囹圄及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,坚持撰写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呢?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产生的过程及其命运又是如何呢?这确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。


  陈独秀在狱中一个人住一间牢房,起初,由专门的看守监视,不准读书看报,不准与外界通信,不准亲友探监,仿佛被塞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头盒,丧失了一切人生自由。一向好斗善斗的陈独秀,岂能容忍如此野蛮的监禁,他以绝食相争,要求一个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力。何应钦因仰慕陈独秀的大名,求他题字。陈独秀没有拒绝,写下“三军可以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相送,以表明自己不屈不挠的心志。陈独秀的抗争,终于赢得了国民党政府的“优待”:监狱破例为他设置了两个大书架,并搬来许多经史子集之类书籍供他阅读。另外,还给他配置了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,供他写作之用。


  有了书,陈独秀就有了用武之地。陈独秀博学多艺,不光精通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文字音韵学,还能熟练地运用英、法、日三国文字,通晓德语和拉丁语。学术界对陈独秀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学养是公认的,他的一些学界友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,劝陈独秀在狱中著书立说。陈独秀的文字知交胡适甚至还给他指明了路径,约他写文学性自传,加之亚东图书局的汪原放先生恳切索稿,陈便动手写《实庵自传》。他很快写出两章,一篇是《没有父亲的孩子》,另一篇是《江南乡试》。这两篇自传在陶亢德主编的《宇宙风》上刊出以后,读者甚众,反响颇佳,被誉为 “传记文学之瑰宝”。汪原放进一步催稿,可是,陈独秀再也没有下文了。


  若从读者、出版、稿酬、以及历史价值诸多方面考虑,陈独秀无论如何都应当把自传写下去,一直写完,而他偏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苦燥无味的文字学。这期间,陈独秀写出一系列有关文字学的文章,如,《实庵字说》、《孔子与中国》、《老子考证》、《干支是字母说》,统由《东方杂志》发表。汪原放紧盯着陈独秀的文学自传,苦苦逼稿,陈独秀仍然不买账。


  陈独秀为什么偏偏要弃热门,求冷门,如此热衷于钻研文字学呢?陈独秀在给汪原放的一封信中,透露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态:“自传尚未动手写……我很懒于写东西,因为现在的生活,令我只能读书,不能写文章,特别是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,生活中太没文学趣味了!”他还特别强调说,“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,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,只有自然科学、外国文、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,反而可以消遣。”


  要说对陈独秀性格的了解,知音还是蔡元培。他听说陈独秀在狱中研究古文字,没有劝其改弦易辙,而是顺其自然,委托刘海粟,代表他和胡适、叶玉甫、章士钊、杨杏佛等人,专程赴南京探监。蔡元培和叶玉甫分别给陈独秀捎去一部《尔雅》和一套《小学》。


  此时,陈独秀已经着手编撰《识字初阶》(后来更名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),他得到《尔雅》和《小学》两部古文字学专著,欣喜异常。刘海粟探监之前有心向陈独秀求字,所以便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,当他表明求字之心时,陈独秀慨然应允。陈独秀兴致正好,挥毫泼墨,一气呵成,语出联成:上联是“行无愧怍心常坦”,下联是“身处艰难气若虹”,上题“刘海粟先生雅教”,下落“独秀”。联语所抒发的开阔之胸襟,书法所倾泄的豪迈之意气,堪称“双绝”,其文其字,非陈独秀其人难为也。


  陈独秀在狱中埋头编撰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在他看来,中国过去的小学家都拘泥于许慎和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》及其注解,很难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字科学。他认为,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发展,因此,他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,把前人的谬误纠正过来,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,建立一个科学的文字学体系。


 



  陈独秀在狱中写有七言诗《金粉泪》5 6 首,最后一首曰:“自来****多妖孽,一世兴衰过眼明。幸有艰难能炼骨,依然白发老书生。”这末两句,逼真得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“独秀晚年自画像”。若不是“白发老书生”,又怎么能在与世隔绝的囚牢之中依然平心静气,醉心于枯燥无味的学术研究?而且如醉如痴进入一种忘我境界?


  据濮清泉先生回忆,陈独秀在狱中曾因古文字与他人进行过两场“学术之争”,真实地展示了他那“老书生”的性情。


一次是与郭沫若。


  郭沫若是古文字专家,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观点,说,古人不知道人是从何处而来,只见新生命从女人的阴部降生,以为女阴非常之神奇,因此便有“生殖器崇拜”。他还说,古文字中的“也”字,其实就是女性阴部的象形。


陈独秀在《实庵字说》一文中,既赞赏郭沫若的卓见,又指斥了郭的浅薄之处。


  《实庵字说》发表以后,郭沫若为反驳陈独秀的批评,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答复。他没有从正面驳斥陈的观点,而是采取釜底抽薪之术,推翻了陈的立论根基。他认为,陈独秀的见解掩饰不住他的孤陋寡闻,但也情有可原,因为他在狱中无书可读。言下之意,你陈氏文字学理论是凭空想象。不过,郭沫若还算谦虚,他承认陈独秀在文字学方面是行家,是前辈。


另一次是与民间学究程老先生。


  程老先生是江苏南通人,平生痴迷于小学,用心良苦,造诣精深。他听说陈独秀在南京坐牢,因慕其文字学之名,专程赶到监狱拜访陈独秀。两人一见如故,互道钦佩之情,接着,互相赠送了各自的著作。


  在交流学术心得时,一开始,气氛很融洽。陈说,老先生卓见。程则说,陈先生非凡。彼此均有所获。可是,两人说着说着,语锋便不对了,双方的话语之中“杀机”顿生,为了一个“父”字,争得面红耳赤,拍桌子打板凳,只差没有动武了。


  陈说,这个“父”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,以手执杖,指挥别人行事嘛。


  程说,不!“父”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,教人炊饭。


  两人剑拔弩张,谁也说服不了谁,到末了,只有耍蛮了。


  陈说,你不通!


  程说,你不通!


  陈说,你浅薄!


  程说,你浅薄!


  这两个老夫子在学问上的认真劲儿,旁人看了一定觉得好笑,但他们并未因此伤了和气。争论过后,陈独秀给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了一封信,推荐程老先生到他那儿去教文史。不料,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为借口,拒绝了程老先生,同时自然也驳了陈独秀的面子。陈独秀听说后,反唇相讥,说,他罗家伦才迷信鬼神呢,他敬的鬼神(蒋介石)是万鬼之中最恶的鬼。


  暮年的陈独秀仍然不失书生意气,为人为文总是来不得半点含糊。


  在狱中度过5个春秋的陈独秀,完成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上编。这是一部文字学巨著,分上下两编,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544个字,共分10类;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。古人因为童年初学从认字开始,故称识字为“小学”,汉代以后统称研究文字为“小学”,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才有“文字学”一说。陈独秀编撰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以极其科学的方法,深入浅出地讲明每个字的来源及其演化,对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文字学进行了梳理,在芜杂的各家学说之中,理出了一个科学的体系。


 



  1937年8月26日,日寇的飞机轰炸南京,正是午夜时分,有八枚炸弹落在了陈独秀所在的监狱。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,加之国共已经实行合作,在日机夜袭南京的第二天,当局就宣布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所有政治犯释放了。


  陈独秀出狱以后,在武汉有过短期的居留,1938年7月2日,便移往重庆。陈独秀在重庆也未久留,只住了一个月,就在他的同学和朋友邓季宣和邓仲纯的帮助下,于8月3日迁居江津。此时,“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允许,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。”(高语罕语)


  江津是一座位于重庆上游的沿江县城,当时有80万人口,安徽流亡人士大多聚集在这里及其附近乡下。陈独秀到江津以后,“不但用具全无”,连“屋也没有了”,真正是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。起初,他住在邓仲纯的家中,最后定居在离县城20里左右的“杨氏山庄”,直至去世。


  其实,陈独秀在江津并未做游手好闲的“寓公”,而是专心继续他的文字学研究。当时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就设在江津下游的白沙镇,他的许多学生及友人都在该校任教,无论是进行学术交流,还是与友人话旧,他都不象在狱中那样寂寞了。


1941年,陈独秀的《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》已经编定,他油印了50份,分送同好征求意见。他的学生魏建功也是文字学家,他认真地研究了老师的《例表》,认为“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”。


  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,生活十分凄凉,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,生活上主要依靠亲友的接济,以及“北大同学会”的定期资助。但是,陈独秀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,始终不失作人的原则:国民党官僚和***叛徒的钱不要,不是知交的施舍不要。平时,他总是以书法、金石篆刻或撰写碑文回报亲友的馈赠,或替报刊撰稿换取不固定的稿酬。


  这期间,陈独秀与台静农的交往较为密切,一来是同乡,二来他和台静农的父亲相处较深,再者,他对台静农的文才和书法也颇为赏识。台静农携一家老小入川避难,刚到江津时,曾在国立编译馆挂了一个职务,每月120元俸禄。国立编译馆为了躲避空难,已由重庆迁到江津白沙镇,馆长是著名的化学家陈可忠。从1939年7月开始,台静农在编译馆先任编译,后升任编审。陈独秀想通过台静农的关系,把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交给编译馆出版,以便换一点薄酬维持生计。台静农自然全力以赴帮助陈独秀促成此事。


  经台静农的疏通,编译馆已明确应允接受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了,并且分两次予支了1万元稿费。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,而且对陈独秀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可谁知,一桩好事突然节外生枝,1942年,由陈立夫兼任编译馆的馆长,陈可忠退居其次改任副馆长。仅仅是因为书名的问题,陈独秀与陈立夫发生了争执,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出版便中途搁浅了。


  编译馆隶属于教育部,陈立夫是教育部长,他说,“小学”容易引起误会,读者会错以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就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,因此主张把“小学”二字改掉。如果仅仅就出版的角度考虑,按陈立夫的意见改一下也未尝不可,假如暗含着政治因素,即使书名改掉,也是难以顺利出版的。何况陈独秀坚决不改呢?


在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出版事务中,陈立夫三番五次从中作梗,陈独秀大为恼火。他一点不留余地地说,若果真不能通融,“只有设法退还稿费”。


  陈独秀与陈立夫发生僵局,《小学识字教本》的出版也就化为泡影。台静农也于这一年辞去国立编译馆的编审之职,直到50年以后,回忆起这件事,他还为陈独秀感到遗憾。


  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未能正式出版,编译馆予支的那1万元稿费,陈独秀生前未动一分,弥留之际,他还嘱咐家人不要动那笔钱。其间,为了缓和二陈的矛盾,编译馆曾将陈独秀的稿子油印几百部,分赠学术界人士。因此,陈独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虽未正式出版,但已在社会上流传到各地。


 



  1941年的夏天,陈独秀的胃溃疡和高血压时常发作,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。一天,他听说魏建功、台静农等人在屈原的祭日相聚饮酒,且酩酊大醉,心中十分羡慕。闻景生情,感慨万端,他即兴赋诗一首,书赠魏建功。诗曰:“除却文章无嗜好,世无朋友更凄凉。诗人枉向汩罗去,不及刘伶老醉乡。”


  此时的陈独秀,其处境和心态已不是他早年在政界、学界叱咤风云之时的状况了,他的诗文隐隐地流露出一种对世事的无奈。在此之前,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友人,都曾劝他,在有生之年写写大革命史,他的学生们也曾劝他停止文字学的研究,可是,他终于没有听信他们的劝告,仍然执迷于他在文字学上的追求,煎熬于晚年凄凉的岁月。


  到了1942年的暮春,陈独秀的疾病日渐加深,而且脑充血也发作了。


  这时,他念念不忘的是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他在5月1日给魏建功、台静农的信中说:“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,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。”现在看来,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他的遗著所作的一种“交代”。


  5月13日,陈独秀刚刚写完“抛”字,突然病情加重,一卧不起。为了治病,他这个一生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唯物主义者,竟然病急乱投医,轻信了江湖郎中的偏方,以扁豆花煎药服下,结果,中毒身亡。5月27日9时40分,陈独秀与世长辞,享年64岁。


  陈独秀在晚年倾注全部心血编撰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成了一部残卷,而“抛”字竟成了他的绝笔。或许是天意,陈独秀抛却人世间一切的纷争和杂念,抛却他的亲友,抛却他未竞的事业,怀着深深的遗憾撒手西去。


  陈独秀逝世以后,除了一些知情人和看过油印本的人,很少有人知道《小学识字教本》这部文字学专著,即使是知情人,随着岁月的流失,也渐渐地淡忘了。出人意料的是,台湾的语文研究中心于1971年正式出版了陈独秀的这部遗著,由赵友培题签,梁实秋作序。令人不解的是,全书竟然不见陈独秀的名字。大陆的学者有人知道这是陈氏的著作,却不知道何以抹去了陈氏的大名,至于局外人,就更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了。


  1989年秋,大陆学者陈漱渝赴台访问台静农先生,台老说起台湾出版陈独秀遗著的事,才揭开了迷底。原来,梁实秋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更名为《文字新诠》,抽掉了陈独秀的原序,自己重新作序,只字未提原作者,就把书拿去出版了。台老认为梁实秋的这种作法是不妥当的。陈独秀当初给台静农的一叠信件,台老一直保存着,信的内容都是有关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出版一事的讨论。台静农赠给陈漱渝一本《文字新诠》,并且将油印的陈独秀的原序平平整整贴在封里。


  陈独秀的原序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本书取习用字三千余,综以字根及本字根凡五百余,是为一切之基本形义,熟悉此五百数十字,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,皆可迎刃而解,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,而孳乳者也。”


  所幸的是,在陈独秀逝世半个世纪以后,湖南的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还历史本来面貌,陈独秀的这部遗著终于得以在中国大陆流传。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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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碁“百年梦想”还有多远?


PC品牌故事(14)


阿祥


 


    比特网(chinabyte)在台湾电子业的发展史上,施振荣具有标志性意义,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玩厂打造成为一家全球化经营的跨国企业,宏碁一步步走向辉煌,其品牌价值已跃升为全球PC前五名。出身寒微而知奋进,历尽磨难而勇创奇迹,施振荣创业史比宏碁的成就更具认识价值。


  施振荣有两个特殊经历广为流传,并且一直影响着他的职业生涯。


  一个是“卖咸鸭蛋的故事”。由于父亲去世早,家境贫寒,上小学的施振荣随母亲卖鸭蛋,还卖文具。他用心思考,鸭蛋3元一斤,只能赚3角,利润是10%;文具卖出10元的营业额,就能赚4元,利润高达40%。鸭蛋利薄,但周转期最多两天,不会导致成本积压;文具就不同了,积压半年甚至一年是常事,利润将在积压期间被利息全部吃掉。于是,施振荣就坚持卖鸭蛋。后来,“薄利多销”的经营理念就成了他经营宏碁的制胜法术之一。


  另一个是经历了“荣泰倒闭”。施振荣在台湾交通大学读完硕士,在荣泰公司担任设计员,很不幸,荣泰没几年便倒闭了。有心的施振荣看清了荣泰必然倒闭的弊端,这就是家族经营的致命伤。在台湾,家族企业很多,能成大气候的则很少。施振荣由此悟出一个道理,家族企业总是把公司的钱和家族的钱混在一起,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,与员工的关系又总是渗透着传统的“主仆”利益,不民主,不规范。在现代管理浪潮的冲击下,家族公司在竞争中一个个败下阵来。从那时起,施振荣就明确了一个意向,将来自己创业,必须创立一种全新的适应现代商业竞争的管理方式。


  离开荣泰之后,施振荣于1976年创办多技国际公司,后于1981年更名为宏碁(Acer)公司。“Acer” 之名取自英文单词“acute(尖锐)”和“sharp(锋利)”的拉丁词根,含义是“积极、有活力”,并且隐含着“王牌”之意,代表“优秀和杰出”。施振荣确定用“Acer”给公司命名,标识品牌,不会重名,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。当时,由于地域和外交上的困境,台湾企业家在国际上并不占有优势,制造业十有八九是替欧美大企业代工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,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,台湾企业家的经营意识觉醒了。施振荣意识到,要想在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,并且保持独立的地位,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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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开发国际市场的体验中,施振荣通过麦当劳和汉堡包的经营方式中悟出了诀窍。采用台湾主板的兼容电脑厂商遍布世界各地,却没有统一的品牌和质量,宏碁卖电脑,为什么不能像麦当劳开快餐店那样设立统一的标识,制定统一的管理,建立统一的质量体系?于是,他开始实施 “快餐战略”:宏碁将整组电脑分成几个部分出口,为了节省成本,体积最大、价值最低的电脑外壳先以海远方式出口,壳内装满电缆线等低价零配件;价值高且不断翻新的主机板,则留在台湾,根据定单确定出口量,再以空运方式在5到7天内运抵装配点。宏碁在全球一共建立了34个组装据点,这种“快餐店模式”的经营,保证了的宏碁及时向世界各地出售“新鲜电脑”,价格比康柏低5-10%,在全球掌握了较强的竞争优势。


  在此基础上,宏碁确立了“全球品牌,结合地缘”的经营理念,抛出宏碁海外子公司37%的股份,大部分股权由当地人拥有,并由当地人经营。好处不言而喻,当地厂商买了宏碁的股份,自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宏碁电脑,施振荣在台湾总部坐享其成。他得意地说,“宏碁电脑就像麦当劳的汉堡包一样哙炙人口。”


  施振荣缔造了驰誉全球的中华品牌“宏碁”,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宏碁已经成为全球著名PC品牌,施振荣也跻身于“全球25位最佳企业总裁”行列。但是,在宏碁越做越大的同时,新的矛盾也随之而来。世纪之交,宏碁一直处于低潮,一场大火意外降临,宏碁股票跌幅达 80%,一时间内外交困。


  其实,宏碁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,为了摆脱困境,施振荣曾三次实施“再造工程”。


  1992年,宏碁亏损额高达6个亿,施振荣审时度势,提出了“再造宏碁”的口号,出现了可喜的转机。可是,好景不长,自1996年以后,宏碁每年都亏损50亿左右,一度滑到了历史最低点。施振荣于1998年启动第二次“再造工程”,旗下的德碁被迫关门。宏碁最大的问题是自有品牌赤字居高不下,2000年自有品牌出现了6000万美元的巨额亏损。施振荣不得不进行第三次“再造工程”。


  宏碁自有品牌在美国遭受的市场重挫,迫使振荣意识到:管理层的“种子”人员必须来源于传承企业文化的宏碁集团的内部,更大量的人力资源需要依靠本地化的人才。进入新千年以后,宏碁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,已决定退居二线的施振荣迫于无奈,再度出山,收拾乱局,重组宏碁。这一次,宏碁的战略重点“由美移华”,重组的业务核心仍然是自有品牌的打造。


  任何一个自有品牌要想长盛不衰,都必须依靠一个坚实而广阔的发展腹地。对于宏碁来说,祖国大陆是再理想不过的福地了。施振荣说过,“大陆是Acer的家”,“我要的不是宏碁今年或明年的表现,而是5年、10年后的宏碁,乃至百年后的宏碁。”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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